每到诺贝尔奖颁奖季,龙马俊都会想起高中一年级参观过的校史博物馆。在那栋两层小楼里,墙上广告的人物都是民国时期培养出来的。 : 刘半农、刘天华、钱牧、卢树祥、周有光。为什么都是中华民国?
在今天看来,民国的教育是比较特殊的。
顺便说一下,北洋帮的头目聘请了曾在团和革命党工作过的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校长。蔡先生非常得意,接连提出三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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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有待提升。作为简官,北大校长太低级了,需要改成专官,以示尊重。
中华民国的官员分为四级,即委官、推官、简官和特官。
被任命的官员是最低级别的。他们通常由上级官员直接任命,一般适用于部门级官员。
推荐官员,顾名思义就是推荐任命的官员,由行政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通常是县级官员。
北京大学校长所属的任命人员一般为各部委、区委主任级别。被任命者的任免和被任命者的任免,由省长或各部委首长向州总理请愿。由校长执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北大校长作为简委派的官员,实际上是相当高的级别。
蔡老师要求的特聘官是什么级别的?特聘官员是中华民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们由中华民国总统特别命令任命。一般适用于民国总理、各部部长、各省长。作为北大校长,蔡先生担任特官,实际上与教育厅长是同级的。
第二,给足够的钱。学校经费必须独立,教育部明确经费来源并全额保障,但经费完全由学校自行管理,北洋不得插手。
三、放手。校园内的所有学术活动都是完全自主的,北洋不会干涉。
当时北洋和蔡先生的代表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范元莲。早年参加维新运动,后赴日本著名大学法政大学深造。教育处处长范元莲深信蔡老师的“大胆要求”。当然,大家都同意了。后来,其他大学校长也纷纷效仿,蔡先生的要求成为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这些惯例可能会让今天的人们感到惊讶。
教育、科学、文化经费,中央级不低于15%,中央级不低于25%。省级预算,且不低于省级预算总额的 25%。低于总预算35%的,依法设立的教育文化基金和产业予以保障。
这么大的教育投入,不得不感叹当时人们对教育的重视。
这样的教育投入,教师的报酬相对较高。根据1927年颁布的《大学教职工资格条例》,大学教职工月薪为教授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当时,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5元。
看到这里,你也明白胡适和林语堂这样的教授为什么活得这么好了。他们的收入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没有计算稿费和演讲等额外费用。收入,只是薪水,他们的待遇相当于民国大臣。
之前的数据更夸张。北洋时期,一个普通警察月薪只有2元,县长一个月只有20元,小学教师月薪40元。
小学教师的收入是县长的两倍。这从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可见一斑。
在教育理念上,民国也有其特色。当时出国留学的教师比例相当高,或者是受国外氛围的影响。
比如教科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几乎全部由民间编撰,学校自行挑选。另一方面,这些民俗教材的质量相当高,民国前几年的流行教材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下,那些教授也是狂妄自大,比如民国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
当时,安徽大学与同城的安徽省第一女中发生冲突。安徽女子中学拒绝安徽大学学生参加校庆晚会。 .女中师生大怒,前往省城上访,要求严惩肇事安徽大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