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不仅民间广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流传，即便是“受命于天”“富有四海”的历代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而明清时期的传统中国已经进入了帝王教育制度和文化集大成的阶段。

经筵日讲：皇帝教育的日常形式

经筵与日讲，是明清帝王教育中最基本的两种学习形式，但经常被混为一谈。前者发轫于汉唐、奠基于宋元、完备于明清，是指朝廷在固定的地点（文华殿）固定的时间（一年分春讲、秋讲两次，每次三个月，每月逢二日，如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讲），举行固定的仪式，专为辅导皇帝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会讲。入清以后，“经筵”则专指仲春、仲秋两次御前会讲的开讲典礼，故又称“经筵大典”。

明清两代皇帝经筵开讲，体制隆重仪式繁复程序冗长，包含祭拜、设案、展书、升座、鸣赞、行礼、进讲、赐食等诸多环节。到了乾隆年间，除了固定参加经筵的朝廷重臣之外，皇帝还会指定皇子皇孙、内外臣工列席旁听。总之“天子自正朝御辇文华，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皆环列以听，经筵一开，天下欣欣焉，传之以为希阔之典”。

而“日讲”始于明代，顾名思义，就是日常侍讲。与强调皇家威仪的经筵不同，日讲的规模更小、仪式更简、程序更短：“侍书官侍上习书，毕，各官叩头退”，故称之为“小经筵”“小讲”；又因是定于早上开讲，所以还有“早讲”之谓。同时，为了满足皇帝特殊的学习需求，明代还曾临时增设过“午讲”（午间讲史）和“温讲”（温习前课），虽未能形成定制，但却是帝王日常教育的重要补充。正是由于形式上的便捷高效，日讲逐渐受到了明清皇帝的青睐，取代经筵成为帝王日常教育中最主要的形式，“经筵开而后日讲继之，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

读经论史：皇帝教育的主要内容

经筵讲授的内容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并要求“儒臣进讲‘四书'以《大学》为先，‘五经'以《尚书》为先”。但“四书”中最受帝王欢迎的却是《论语》和《孟子》，“五经”中除了《尚书》之外，其他经典则因内容艰深难读、远离实际，鲜为讲授。

日讲的课程内容更趋于多元，往往取材先朝祖训、历代政书、官修正史，如《皇明祖训》《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有时还要为皇帝“量身定制”教材，如张居正为少年万历皇帝选编的《帝鉴图说》。该书选历代帝王“可法者”“为戒者”百余则，因事绘图汇编成册，极便阅览。延至清代，讲授内容还增设了满语讲读；“预备立宪”时期，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讲官为光绪帝开设了“各国政略”，介绍西洋列强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末代皇帝溥仪的授课内容“分为八门，多偏重西学”，视野格局不可谓不新，但为时已晚。

要之，经筵属于专题教育，注重仪式感和义理探究；日讲属于常规教育，注重应用性和知识传授。此外，经筵讲官可以在讲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把国情民意、国计民生、民间疾苦等基层情况通过经典阐释的方式传达出来，进而对皇帝进行规谏和引导；而日讲官不得脱离讲章任意阐述，“故事，惟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多规少”。基于此，青年皇帝多乐于日进，因为可以轻松获取更多知识；而年长的皇帝更重视经筵，因为既可独享隆重庄严的帝王仪轨，亦可深究治国安邦的微言大义。

内外兼修：皇帝讲官的选任

随着经筵和日讲在明清帝王教育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讲官的选授也必然受到朝野的瞩目。直接在经筵和日讲上为皇帝授课的官员，被分称为“经筵讲官”和“日讲官”。这两类讲官首先在资格资历上必须是出身科举正途的翰林儒臣，其次要“道德深纯，经学蕴藉，皆负海内重望”，同时在形象气质上还必须具备老成持重、仪表出众、身材伟岸、声音洪亮等特质。只有满足上述“内外兼修”者，才能入围朝廷辅臣们的举荐，再经由皇帝亲自审批，方能获命。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诸帝对儒家经典均有较高的造诣，经常与儒臣讲官往来互辩，进而占据了经筵日讲的主导地位。康熙帝就明确指出：“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乾隆帝更是亲制“御论”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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